日本不仅是需要经济刺激计划 还需要有效率的政策实施+ICM英国艾森


  日本政府在12月8日正式决定实施规模超过73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使得10月开始讨论的今年第3次经济对策有了最后结果。

  根据9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日本预测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潜在性供给能力与实际的需求之间至少有30万亿日元以上的缺口。为此,日本政府准备通过这次经济刺激政策,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日本企业在疫情后各个方向的转型打好基础。日本政府决定出动财政40万亿日元,形成包括民间投资在内73.6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来刺激日本经济。这也是日本政府今年以来推出的第3次经济对策。

  菅义伟政府认为,要充分发挥这样的刺激经济对策效果,就必须把这次的补充预算与下一年的预算合并在一起运营。也就是现在要编制15个月预算。不过,从日本的财政法的角度来看,编制15个月预算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所谓的15个月预算只是一种对追加经济对策的强调。在以振兴经济为首要任务的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几乎每年都用15个月预算这样的称呼来强调安倍经济学。这对当时处在结构性问题带来的经济低迷中的日本有很大的振奋作用。但是,在今年因疫情而造成的经济低迷情况下,振奋人心的口号并不能起太大的作用。

  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分别出台了事业规模合计超过230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两次经济对策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根据日本的民间研究机构的推算,今年第一次紧急经济对策的经济效果等于为实际GDP增长作了0.8%的贡献,远远低于政府预测的3.3%。第二次对策效果也只有0.9%。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麻生内阁的经济危机对策带来了提升GDP1.9%的效果。相比之下,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深刻性更加凸显。今年2月到4月,日本增加的失业人数达到118万人,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8月到10月增加的失业人数为116万人,两组数据的对比也进一步反映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而又较为持久的特殊情况下,日本政府及时地推出了大型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只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本身还不够,还需要更加有效率的实施。

  根据日本民间研究所的调查发现,日本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时候效率不高,没有在企业和家庭最需要的时候及时落实相关政策,从而影响了经济刺激政策的实际效果。比如在4月决定的派发给个人的特别给付金,因为地方政府机构需要大量时间准备,所以一直到6月中旬,也只有不到40%的人拿到这笔钱。而雇佣调整补助更是手续繁琐,加上咨询协调体制的不够充分,到6月中旬,仍只有一半提出申请的企业得到批准,有部分企业就在得到补助的前夕因资金问题而倒闭。当然,这也并不能完全否认经济对策里雇佣补助对防止中小企业倒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到9月为止,日本完全失业率也停留在3.0%而没有继续恶化,显示了解决对策的有效意义。但是,在落实这一政策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不正当获取补助的现象,影响了这一政策的正常实施。

  这种效率比较低的政策落实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政府系统的数码化网络化建设不足。根据OECD的相关统计, 31个成员国利用网络提供政府服务的平均比率为42%,而日本只有7%,排在最后一名。实际上,菅义伟首相对这个问题已经有高度的认识,所以,在他出任首相时,就把建设数码社会当作他的重要政策。不过,除了网络建设的问题之外,国民对政府信任度不足也会影响到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

  “GoTo”旅游促进活动本来是菅义伟首相为推动日本经济从低谷走出来的一项拳头政策,政府提ICM英国艾森供的最高补贴为费用的50%。这个大型旅游促进活动也深受日本国民的欢迎,他们争相参加这个活动。尽管这项活动因为出现了相关机构牟取巨额委托费的问题而在初期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判ICM英国艾森,但是这项活动带来了可以看得到的刺激效果,所以,菅义伟首相为这项活动而感到非常自信,哪怕是在疫情有所反复的时候都未中断这项活动,导致日本国民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的社会调查,日本有81%的人不信任政府提供的有关疫情的信息。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对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政策也可能起到负面作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边际消费倾向。

  所以,日本政府在推出大规模经济对策的时候,还不能沾沾自喜,而需要加强各项政策的实施效率,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国民对政府有进一步的信任。同时日本政府还需要确保经济对策的相关资金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实际需要,切实地提高企业应对灾情的能力,形成疫情后新的产业基础。

  (作者:黄亚南 编辑:洪晓文)